网誌

当你在目前的工作中承受沉重的工作量、受到职场欺凌和面对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并因此而感到陷入困境时,该如何是好?

尽管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是当今社会普遍的价值观,但仍然有不少人觉得自己被困于工作中,因工作量和人际关系问题而承受巨大的压力。我的其中一位求助人任职于一间跨国公司,她告诉我她的工作量重得不可理喻。她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时,隔天早上七时又再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她一直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她的直属上司对她的负担几乎没有同情心,更不断地向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以达到公司的目标。我的求助人不但要尽力满足上司要求,还要管理七位团队成员,当中部分成员工作态度恶劣,时常表现得非常不合作。除了面对使人透不过气的工作量和无理的工作要求,她还遇上办公室的政治和贬低女性等职场问题。每当她升职或获得巨额奖金时,就会被男同事嘲笑她必定是和高级主管睡在一起才得到「优待」。另外,她还经常遭受同事们暗示她不要有生育的打算。她也曾亲眼目睹那些有小孩的女同事被边缘化并且进一步受到欺凌。然而,她觉得自己被困于目前这份工作,因为她需要在经济上支持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她希望能够尽快储存足够的金钱提早退休,这样就能够不再在这种有毒的工作环境中工作。面对现在的处境,她能够做些什么?

上述我的求助人所面对的情况可能有极端。事实上,如果我们遇上类似的情况,比如是工作量大,或是上司不断提出无理的要求,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并果断地说「不」。当我们因为繁重的工作而手足无措时,需要客观地看待相关的情况。我们需要告诉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软弱无能。实际上,这可能正反映公司人手不足的问题。我们又可能会担心假若我们因工作量问题与上司设立界线,就会因受到批判而影响事业上的发展。但是,假如我们不说出自己的限制,那么当交付给我们的任务结果不如预期时,就可能会归咎于我们的能力不足或无能。这样,我们也有机会在工作上遇上类似的风险。当我们试图表现得意志坚定时,需要明确及直接地表达对所分配不合理的工作量的担忧。有时候,我们需要与上司或其他同事交涉和妥协,以分担公司繁重的整体工作量。对我们来说,在会议上保持冷静,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尤其重要。我们需要明白,公司的相关情况并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在工作环境中受到欺凌,可能不太愿意告诉别人,因为担心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然而,保持沉默只会让我们感到更加孤立,亦使欺凌者得逞和得到更多的权力。有见及此,我们需要获得一些支援。假如我们觉得人力资源部能够提供协助,可以选择向该部门报告相关的情况。除此之外,向辅导员或临床心理学家寻求专业协助亦有助于处理与被欺凌相关的负面情绪,包括悲伤、焦虑、恐惧、羞耻和尴尬等。事实上,有时候要改变公司内的女性贬抑文化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以便重新获得一些控制感。譬如,我的求助人可以选择进行彻底的规划,为离开当前公司储足够的金钱。在实现储蓄计划的期间,她仍然需要留在现在的公司,可能需要与其他不会欺凌她的同事建立正向关系。通过与某些同事结盟和发展社交关系,她更有机会感受到支持。由于她开始计划在将来离开公司,她重新获得了控制感,也是决定夺走欺凌者欺负她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在财务状况安稳和实现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尽管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幸运地在一间拥有健康文化的公司工作,员工的福祉和幸福感可能不获重视,但是我们可以在工作环境中可以寻求一定程度的控制来照顾我们的身心健康。

和朋友分享!

Explore

更多網誌

更多網誌

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人士的大脑会发生什么? (二)

我于上星期的网志中讲及当一个人未能消除其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战斗或逃跑反应),便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的症状,重复经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那人未能阻止大脑的神经系统不断地提醒他有威胁的警报。到底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大脑的警报系统过度敏感,并不断发出虚假警报呢?

偏见与歧视的一种解药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偏见和歧视,很多人都因自己的种族、性别、政治取向、社会阶级或宗教信仰等原因而遭受某种偏见或歧视。在心理学的角度,偏见或歧视有可能是由于一个人投射了自己无法忍受或接受的特质到他人身上。那些对别人有偏见或是歧视别人的人,会由于投射了自己的负面特质而对被歧视者作出相应的行为;而遭受偏见或歧视的人有机会因为接受了这种投射,作出具有那些负面特质的行为。例如,一个传统的中国岳父会把他的媳妇视为家中的下等人,而媳妇因为接受了这种投射,认为自己相比其他家庭成员次等,变得非常服从和事事迁就家人。

从香港电影《浊水漂流》探讨自我慈悲和对他人慈悲

近期上映的香港电影《浊水漂流》可能打动了不少人的内心。电影内容讲述一群在深水埗无家者被排斥,而他们珍而重之的个人物品被政府带走的故事。最终,这群无家者提出民事诉讼,只获得二千元港币的赔偿。电影中其中一位无家者是一名越南难民,他与妻子和儿子失去了联系。在社工的帮助下,这位越南难民终于与住在挪威的儿子恢复了联系。对于能够透过网上看到儿子和与他交流,他感到异常惊讶和高兴。除此之外,他充满好奇心,渴望了解儿子生活的一切。然而,当他的儿子提出要到香港探望他时,这位越南难民却要求他不要这样做,脸上更流露出尴尬和羞愧的表情。可悲的是,作为一名曾经入狱的吸毒者和露宿者,他被自己的内疚和羞耻所淹没,在服食最后一剂的海洛因后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