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誌

我们能否真正知道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吗?

小时候,我们通常从父母的教育中得知电影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譬如,我们会视电影中的凶手是坏人,或是捉拿罪犯的警察是好人。可是,随着我们逐渐成长,有机会意识到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难以黑白分明地把一个人区分成好或坏。我们可能会因此而感到困惑,因为再也无法利用二分法的思维来将人们分类。这样,我们会失去控制感并感到焦虑。

试想像一下,如果购物中心、餐厅和办公室都装上了闭路电视,甚至连家中每一个角落也有摄像机,记录我们在不同地方和不同角度的一举一动,将会令我们感到异常担忧。因为我们会害怕其他人看到一些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的行为。假如我们希望在同事面前担当善良和「好」的角色,便会担心他们看到自己在家中责骂孩子的模样。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身边的朋友的这些影像,还能够归类他们为「好」或「坏」吗?

你是否有过以下的经历?当你打算购买特定型号的汽车时,可能会突然发现马路上很多人都驾驶着同样型号的车。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正在打算购买的型号非常受欢迎,但是为什么自己在计划购买之前从来没有留意到它的受欢迎程度?对于这种现象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倾向只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世界。譬如,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某位朋友经常发怖自己到装潢和气氛很棒的餐厅用餐,往往会认为对方在工作上不太忙碌或工作压力较少,甚至误解他的生活完全没有压力。

当然,运用二分法将事物分类对我们是有益的。例如,对于那些向精神科医生寻求帮助的人,精神科医生就他们的情况必须作出诊断,以便开出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二分法来了解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有用的。然而,在不同精神疾病的类别之间的界线实际上是在类别之联系,这种分类区分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和没有患上精神疾病的人,但同时又将这两个类别联系起来。

例如,一个人向精神科医生谘询他是否患有思觉失调。他一直不停地问着相同的问题,因为他一直怀疑自己患有思觉失调。然而,精神科医生说他没有患上思觉失调,因为他没有出现幻觉或妄想。一方面,他没有出现思觉失调的症状。但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患上思觉失调的想法是一种心理问题。因此,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情况都会出现灰色地带。

当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比两个类别或更多类别复杂得多时,便需要学会从更多的角色来感知一个情况或现象。事实上,我们无法感知所有的角度。至少,我们能够觉察自己对某些角度一无所知。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开放地接受那些与家人或朋友相关不可接受的事情。当我们能够采取更多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并意识到人类的复杂性时,便能更加放松。这样,我们就不会轻易地把人们归类为「好」或「坏」。

和朋友分享!

Explore

更多網誌

更多網誌

电影「劫后重生」如何告诉我们在面对第三波疫情时需要保持韧性?

当我想到香港人在面对第三波疫情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电影「劫后重生」(Cast Away)。这套电影于二零零零年上映的,讲述一个人在飞机失事后拼命地在一个无人岛上生存了四年。在电影中,Chuck Noland (Tom Hanks饰)的未婚妻期待他会在除夕回来,但可惜最后这个想法落空了。在第三波的疫情爆发前,我们对疫情好转或稳定下来的期望被破坏了。这种不能预测并转坏了的情况可能会打击了我们,令我们感到十分无助。

拥抱寻找生活的意义和追求真实性的阴暗面

我的其中一名求助人任职于一间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收入不俗而且拥有很高社会地位,但是他却因认为自己被当前的工作困住了而感到沮丧和焦虑。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自己在升职的这一年后对工作完全提不起劲。由于现时任职更高的职位,便需要面对愈来愈多的办公室政治。他亦需要带领团队负责一些他不感兴趣的重要项目,令他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他认为自己被困住了的原因是他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家人都是依靠他的收入来生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留下来。事实上,当他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不停地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Simone Biles的退赛告诉我们「有问题也没关系」

美国体操运动员、四枚奥运金牌得主Simone Biles 在 7 月 27 日宣布退出东京奥运会体操团体赛决赛项目。她解释退出比赛的决定是希望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不再只顾满足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她承认自己原先想假装没有受压力的影响,让自己继续比赛。然而,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她最后决定把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放在首位。事实上,Simone Biles对于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抱持开放的态度,并没有选择逃避。在Simone Biles的童年时期,因为母亲有吸毒和酗酒的习惯,以及多次被监禁,令她在经历不少创伤。由于体操训练会使她的身形变得臃肿,因此她在学校受到不少同学的欺负和嘲笑。此外,她也是一名专注力失调多动症(ADHD)的患者,需要透过服用药物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对于她退出比赛,你会如何评价她的决定?到底在奥运会上赢得金牌比保持心理健康更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