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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創傷倖存者,你和治療師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利於療癒傷痛?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可能都曾經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創傷。受追求成就和完美主義的文化影響,於童年遭受父母的批評和被要求達到高標準是很常見。由於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陰暗面,因此無可避免地面臨一些不易察覺或激烈的欺淩。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可能還記得自己曾經欺負過某人。如果是這樣,心理治療師是否有可能沒有任何童年創傷和相關的心理問題?若然答案是「否」,只關注接受服務一方的心理創傷和精神障礙的症狀或許不是最佳的選擇。然而,人們普遍認為治療師比求助人更為權威和了解得更多,並且只負責解決求助人的疾病和問題。事實上,治療師也有機會未能注意到他或她的個人性格特質和盲點。因此,創傷倖存者在心理治療中感到被誤解並不罕見。

在創傷知情的模式中,個人心理治療被視為一段二人關係。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協作的過程,涉及治療師和求助人的個人特質、心理問題和治療期間當下心理狀況的相互作用。這個交互的過程是動態的,即是它可以有無限數量的結果和形式。有趣的是,二人關係中雙方都有自己的主觀看法。對治療師來說,能夠理解這兩種主觀觀點的互動是非常重要。事實上,治療師最重要的覺察之一是治療關係中的權威結構。如果治療師未能注意到自己在與求助人的互動中展示專業權威的傾向,那麼他或她的專業身分有機會隨個人權威的角色而受影響。儘管治療師應該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在治療中提供指導或方向,但人們很容易認為自己在關係中擁有權威。有時候,這種單方面的關係可能會模仿親子關係,並有機會對治療結果產生影響。

創傷倖存者如何知道自己的治療師正在進行對他們療癒傷痛的心理治療?就二人關係的模式而言,讓求助人感到治療關係中的合作關係是很關鍵。對治療師來說,能夠與求助人協作定立目標和治療方法尤其重要,並需要讓求助人感受到權力平衡。如果求助人覺得關係中存在階級分別,那就是一個危險訊號。在二人關係的治療過程中,求助人會被賦予權力,從而建立更多的韌性和增強力量。治療師可以確立求助人的感受和體驗,以及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治療師亦可以嘗試謙虛地了解求助人的主觀經驗,並明白到對方所經歷的痛苦可能永遠都不會被完全理解。

作為創傷倖存者,尋求心理治療服務的幫助已經是一種勇敢的行為。在這段充滿不確定性的療癒之旅中,你值得治療師的尊重和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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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童年創傷有關潛在的逃避機制

我的其中一位求助人由於難以忍受與他人聯繫所帶來的情緒,因此在不自覺下傾向逃避出席所有社交場合。除此之外,他還有酗酒的習慣,希望透過酒精來擺脫因工作壓力所帶來的焦慮。事實上,他的父親在他童年時期經常虐待他,常常因為一些瑣碎的事而責罵他,甚至對他作出體罰。在整個童年時期,他學會了建立一種應對機制,就是在盡可能的情況下,盡力逃避父親和任何有機會被虐待的情況。另外,他還學會了逃避任何可能觸發與他童年虐待相關情緒的場合,例如受到負面評價和批評的情況。其中一個例子是當他曾經被一位同事欺凌後,他會因為擔心自己再次被欺凌,以及受創傷經歷的記憶影響,不願意出席任何公司團隊的聚會。

為什麼我們在童年時期所發展的核心信念如此頑固?

我的其中一位求助人每當發現沒有人注意自己或朋友沒有邀請她出席聚會時,便會確信自己沒有人愛和沒有價值,她亦因此而常常感到沮喪。她在生活上傾向執著於一些次要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往往會引發起她各種負面的想法,例如別人都不喜歡她或孤立她等。譬如,當她的同事告訴她他們有自己的午餐聚會時,她便會認為自己被孤立,甚至認為對方是刻意排斥自己。此外,當她的朋友要求她為自己做事時,即使她內心深處不想這樣做,但是她仍然會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來取悅他們。事實上,她認為自己不配得到朋友的尊重、愛護和關心,以至於很難向他人說「不」。另一方面,她低估了自己在生活中那些應該別人珍惜的正向特質和強項。為什麼她對自己不配被愛和沒有價值的核心信念如此頑固? 我們對自己、他人和世界的信念是從童年時期與重要人物(大多是主要照顧者)互動而開始建立,這些信念是透過一些內部和外部反覆思考的模式逐漸發展。也就是說,如果父母在我們童年時一直批評我們十分醜陋,我們便會擁有「我很醜陋」的信念,並反覆地獲得父母的認可。更重要的事,我們一生中可能在腦海中重覆地出現這些想法。例如,當我們認為自己十分愚蠢並且考試不合格時,便會傾向確認自己的信念,忽略了其他與信念存在矛盾的證據。如果我們重覆利用自己的負面信念來過濾我們的世界,這些信念會因為我們的反覆確認而變得愈來愈強大。簡單而言,如果我們以某種方式思考自己、別人和自己的世界越多,我們便會越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