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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取得平衡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发现自己根据有限的资讯对别人作出的判断与现实不相符。例如,一位客户服务员主观地认为那位在电话中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和恭敬的客人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事后她才知道这位客户于通电话后对她作出投诉,指责她在处理订单时出错,最终导致她受到上司的处罚。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秘书和上司的某位客户交涉后认为对方十分粗鲁。然而,当这位客户在一个星期后前来办公室和她的上司会面时,她发现这位客户非常真诚和乐于助人,更在她的上司面前称讚她注重细节。

根据美国脑神经学家David Eaglement的说法,我们都有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可以感知现实。譬如,当一个人在上班途中于街上看到另一个人的脸孔时,这个人的容貌变成了刺激物,并转化成感官信号传送到大脑。这种视觉上资讯被传送到大脑的中继站丘脑,再被传送至视觉皮层,让他感知那个人的容貌。但是,从相反方向通过丘脑传送的视觉皮层的讯号几乎多出十倍。因此,他的感知也是根据大脑的内在模型来产生印象。这就是现实吗?当然,这可能不是现实。因为我们对别人的脸孔的感知也是基于我们对具有相似特征或体形的内在模型来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机会认为这个人是他其中一位好朋友,想和对方打个招呼。当他发现对方没有回应他的问候时,他才恍然大悟意识到那位原来是一个陌生人。

对接纳与承诺疗法拥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心理学家Chris McCurry亦会运用一种技巧,就是「观察与透视」我们的思想,借此说明我们的思想和感知经常会受先入为主所影响。例如,当我们感到焦虑时,会倾向把来电者中性的语调视为威胁或没有礼貌,甚至有机会立即认为这个人正试图伤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好像戴上一副紫色镜片的眼镜来看东西,然后觉得整个房间也是紫色的。事实上,我们认为房间是紫色的感觉是如此真实,令到我们相信这就是现实,是因为我们透过有色镜片来看东西。如果我们戴着一副「焦虑眼镜」,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可怕和危险的。

有见及此,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否倾向透过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东西,如「愤怒眼镜」或「焦虑眼镜」。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正透过这些眼镜来看待事物时,或许需要尝试摘下它们。也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思想视为思想,将我们的情绪视为情绪。对于那些戴上「焦虑眼镜」的人来说,摘下眼镜后焦虑的感觉可能仍然存在,但是可以尝试刻意地以更客观的角度来看东西。他们可以尝试这样想:「我现在可能以焦虑眼镜中来看东西并视当前的事物为威胁,但是我的思想可能被我的焦虑眼镜所污染。我的想法并不等于现实。」在审视我们的想法后,我们将更有机会客观地因应情况作出反应,避免过度主观。

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永远无法充分地了解现实的全貌,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面对感知到的威胁的时候,培养开放的心态对我们来说是更明智的做法。有了客观性,我们才可以以更好的方式来运用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如何采取行动,而不是过度敏感和过度主观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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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我可以治疗我的家人或朋友吗?

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的家人和朋友经常因为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和其他问题(例如工作压力)向我作出谘询。在我的社交圈子中,不时有人向我作出请求,希望我为他们的伴侣或密友进行正式的心理治疗。我通常会礼貌地拒绝他们的请求,并尽力转介有类似背景的专家为他们提供心理治疗服务。为什么在提供心理治疗时保持适当的界限如此重要?而在什么例外的情况下,心理学家能够同时与某人建立多重关系?

移民的挑战──勇气令我们变得更强大

在最近两年,愈来愈多的香港人正在考虑移民到其他国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时都会有朋友与自己分享移民的想法和计划,甚至有些朋友在没有任何准备下便离开了。不同年龄层的人如果在缺乏规划和社会资源下移居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也许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年轻人可能会有经济上的压力,担心自己在外国没有稳定的工作来维持生计;中年人可能需要放弃原本安稳的生活而离开家乡,除了为子女适应新的成长环境而担忧,又要考虑是否带同年长的父母移民而烦恼。

二分法思维扭曲了我们与他人分离性的感知

作为人类,我们都难以避免对一些与自己不相同的人作出自动化的批判。我们倾向批评别人做了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事情或没有作出我们认为必要的行为。例如,一位女士对于表弟的太太没有出席农历新年期间的家庭聚会而作出了负面的评价。她不断地批评表弟的太太不懂得尊重长辈,说了不少中伤对方的说话。另一个例子一位母亲认为儿子十分反叛和不正常,原因是她的儿子无视自己的反对,继续与一位男同学交往。这名母亲向心理学家寻求协助,希望能够改变儿子的性取向。 在我们尝试理解自己对他人的自动化批判前,可以先了解一个关系概念。当我们试图对他人作出判断时,会倾向考虑到这个人与自己或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我们会把这个特定的人与整个群体(该群体可以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数组成)之间建立界限,从而进行区分。譬如,以上所提及的那位女士把表弟的太太与全家人区分开来,在彼此之间建立了界限。在另一个例子中,那位母亲把自己同性恋儿子与其他异性恋者区分开来,认为自己的儿子不正常。事实上,矛盾的是,当我们创造差异时,所建立的界限实际上会把双方连系起来。例如,那名女士会以「姻亲关系」把自己和表弟的太太分隔开来,因为表弟的太太不是属于「直系亲属」。然而,这样的界线事实上亦指出自己与表弟的太太也是姻亲关系。而以「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性取向区分他人,这个分隔的界线也将这两类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当试图将两个类别区分,也是一种连系。 当我们理解以上的关系概念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批判的对象也是属于群体的一部分和与我们有所联系。如果那位女士意识到表弟的太太也是家庭的一分子,她或许能够从复杂的环境下理解对方的所为或不所为。而如果那位母亲能够理解不同性取向的人实际上是有联系的,有机会意识到儿子并没有异常,只是性取向与她不相同。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更加透彻地了解别人,或以更客观的态度来感知他人的所为或不所为,便需要考虑所有完整的回路和相关的因素。例如,那位女士可以透过审视环境和相关的因素,尝试了解表弟妇为何在农历新年期间缺席家庭聚会。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这位女士或许会发现表弟的爸爸是一名自恋狂,经常操纵表弟和表弟妇。结果,表弟的太太无法忍受面对他而选择不出席家庭聚会。在另一个例子中,如果那位母亲能够深入了解当前的情况,或许会意识到儿子的性取向有机会与部分基因结构有关。这样,她对于儿子选择男生作为伴侣的行为便会更加理解,不会认为儿子是不正常。 透过看到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上也是在与他们建立联系。当明白到这一点后,我们便会更有动力深入地考虑相关的因素来审视其他人的行为,避免作出一些不合理的批判。